雷锋被树为典型始末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活动。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雷锋精神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被提倡和盛行着。那么，雷锋是怎么被树为典型的？谁是最早宣传雷锋的人？这些在当年并不算什么新闻，而今天道来却是十分珍贵。

　　陈广生：中国第一个写雷锋事迹和宣传雷锋精神的人

　　现已离休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著名军旅作家陈广生是雷锋生前的亲密战友，是雷锋事迹和雷锋精神的重要见证人。他从1955年到1963年，曾在雷锋生前所在团工作了8年，开始做理论教员、宣传干事，又做俱乐部主任。1960年1月，在欢迎新兵大会上他结识了雷锋，从此便和雷锋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雷锋生前，就写过很有影响的记述雷锋事迹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苗》。该报告文学后来改编成《雷锋的故事》，这是全国第一部完整介绍雷锋生平事迹的专著。雷锋牺牲后，他为宣传雷锋事迹做了大量的工作。从那时起，写雷锋、讲雷锋几乎成为陈广生生活的全部。他因此被称为播撒雷锋“火种”的人，中国第一个写雷锋事迹和宣传雷锋精神的人。他一辈子写雷锋，从1960年至今，他已经写出的诸如《伟大的战士》和《雷锋传》等有关雷锋的书籍达13本之多。

　　陈广生与雷锋结识很早。早在1960年1月8日，他就与刚刚入伍的雷锋交上了朋友。当时团里在操场召开欢迎新兵入伍大会，身为俱乐部主任的陈广生，主持了会议。那天风特别大，漫天飘着雪花。一个新兵代表上台刚说一句话，一阵风就把他手中的讲稿吹乱了，怎么展也展不平。陈广生担心他讲砸了，想上去帮一把，没等伸出手，不料，那个小战士把发言稿一团巴塞进衣袋，来了个即兴发言，而且一点也没卡壳儿。那时，陈广生便暗暗记住了这个个头不高、嗓音洪亮的小战士雷锋。一散大会，陈广生就拽住雷锋，和他聊了起来……

　　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雷锋》真实地刻画了雷锋在部队中的生活。雷锋为灾区捐款的事情确有其事，但并不是雷锋亲手将慰问信连同100元钱送到救灾指挥部，而是通过一封信寄到了辽阳市委。这封信至今仍保留在雷锋纪念馆，在它旁边放着的就是辽阳市委发到部队的表扬信。同一时期，连队驻地抚顺望花区和平公社成立，雷锋也送去了100元钱，这样又有了发自和平公社的感谢信。当时的团领导韩万金政委看到这两封信后，下定决心要培养雷锋、宣传雷锋。

　　雷锋拿出200块钱去支援别人，大家都奇怪，新兵一个月的津贴才6块钱，雷锋哪来那么多钱？但是想想他工作好几年才当兵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就攒了200元钱，全部奉献出来了。

　　1960年7月，雷锋所在团准备授予雷锋为“节约标兵”。认准了雷锋这个典型的韩政委开始琢磨怎样把雷锋的事迹展开宣传，而第一步就是由谁来写一份上报下发的材料。他考虑到陈广生与雷锋比较熟悉，便指派陈广生来写雷锋的事迹材料。

　　陈广生回忆说：“我一听挺感兴趣的，虽然不是我的职责，但是一听说要了解了解雷锋，我说我去。到雷锋连队采访两天，和雷锋谈了几次话，到和平人民公社找了党委书记，我记的录，搞了两天材料，大概有万把字，我给材料起个名，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团里领导当时要求很严格，一是一，二是二，不许有水分，这个事情是真的就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要写。为了慎重，我叫雷锋看这个稿子，雷锋看到有模范两字不高兴了：我模范啥，我哪模范，我还新兵呢，当兵不到一年，这点事都是应该干的，这有啥模范不模范的。我们很严肃地说，这是首长定的，党委定的，一定要搞好，马虎不得，你好好看。雷锋不敢不看了，他真改了几个地方，该划掉的划掉，他说这个题目不好，我不要这个模范，划掉，他自己划，他写了两句话：‘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说句心里话，我所以和雷锋结了不解之缘，就是从这两句话开始的。”

　　经过采访雷锋本人并到雷锋所在运输连调查后，陈广生写出了《雷锋同志模范事迹》这份材料。这个材料经团领导审查，以团政治处的名义加按语，下发到团属各连队。从此，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首先在雷锋所在的团展开了。也就是从那时起，雷锋一直活在陈广生的心中，活在他的笔下。

　　1960年9月，雷锋荣立了二等功；10月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他以“模范共青团员”的身份，被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邀请为特邀代表。

　　这一连串礼遇和桂冠，使陈广生看到了雷锋身上具有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宝贵精神财富，促使他不得不再次拿起笔来。于是，他决定尝试着用报告文学的体裁进一步宣传雷锋。

　　为赶写稿子，陈广生常常忙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因不能按时起床出操，当时的团政委韩万金还批评过他。但韩政委同时也表扬和鼓励他写雷锋。为让他集中精力，还特意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招待所给他要了一间房子。陈广生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为把稿子写得有深度且真实感人，他两度深入到雷锋入伍前工作过的鞍钢化工总厂和弓长岭铁矿采访。经过数十个日夜苦战，他完成了4万多字的《向阳坡上长劲苗》的初稿。

　　但这篇作品并没有很快问世。不久，因为参与电影《地雷战》的创作，陈广生离开了抚顺。此时，由于《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篇材料已经下发上报，雷锋成了全团指战员中的模范人物，团党委决定树立雷锋为全团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号召全团官兵都要像雷锋那样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共同度过我们国家经济生活遇到的暂时困难。由此，雷锋的名字在全团叫得更响了。

　　陈广生到北京工作一年后又回到团部。一天，韩政委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的文章得想办法发出去，但你在外工作一年多，你知道一年多雷锋啥样？你现在别干其他工作了，我建议你到雷锋班去，再生活几天，你把这一年来雷锋是怎么当的班长，怎么成为抚顺市的人民代表，怎么获得抚顺共青团优秀辅导员的奖励，怎么参加军区首届设备代表会议的这些事，都补充到里面，给部队做个读物。”

　　陈广生听从领导的安排，去对雷锋进一步采访与了解。当时雷锋在铁岭单独带着一个班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带着5辆车、十几个战士组成的加强班，为施工部队拉粮拉菜，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工作特别忙，陈广生去了几次都扑了空。有一天，终于赶上雷锋和乔安山刚要出车执行任务，他跑了过去。

　　陈广生对这段往事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我抓到车门敲敲窗，跟雷锋出趟车，从山区到市里的路特别不好，山区都是盘山路，雷锋小心翼翼开车，也不说话，我就把我的意思说了，我说你把这一年的事给我说说。他不吱声，走到平路上，走到很宽的路上，他说主任别再写了，我都怕了。我说你怕啥？他说你看我领了一个班，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手下十来个人呢，五六台车，你看看这路，万一哪个战士我管理不善，哪台车子一翻出事了，你看我还先进不先进，我真怕了。你说我干点事，我干啥了，你写了一大篇子，我干了别人没干吗，不都干了吗，你看看把我的照片也登在报上。他说主任我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出什么名，有啥名可出，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不是共产党救了我，我早死了，能活到现在吗？我没别的心情，就想好好干，做点实际事，报答党对我的抚育之恩。我也没话说了，后来我就没写了，我说算了，人家都说不愿意我写了。政委说不行，他不愿意写他自己，我做党委书记我不能这样，我认准了，这个事就得宣传，有的人想出名却出不了名，他不出名是我的责任。我就按照这个指示，到了营口写这个报告文学……”

　　1962年8月15日，正当陈广生带着欣喜的心情去营口改写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时，不料，团里韩政委叫人打电话告诉他，尽快赶回来参加雷锋的治丧活动。陈广生得知雷锋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并连夜返回驻地。在医院雷锋遗体旁，陈广生泪流满面。他听到雷锋所在连副连长说：“你死了，不如我死了……”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翻腾的也是这句话。陈广生参加了治丧小组的工作，同组织股长一起给雷锋写悼词。他又去租礼堂，写挽联，筹备追悼会，向各有关单位、部门、人士发讣告。开追悼会那天，一些小学生、老师和其他百姓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圈，摆放在雷锋的遗体旁，个个泪湿满襟。不请自来的学生、工人、居民特别多，小礼堂根本装不下。为了让门外的群众能听到追悼会的情况，陈广生亲自扯线爬到门上去安了个大喇叭……

　　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建设路小学和本溪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听到雷锋叔叔牺牲的消息都大哭了一场，他们派代表到部队说：“我们见不到雷锋叔叔，也要看看他用过的东西。”韩政委当场答应：“一定要满足孩子们的愿望。”遂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陈广生。陈广生选定空置的营房，领十几个人粉刷四壁，然后把雷锋的遗物，大到皮箱，小到鞋带，用过的武器，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日记本和笔……一件件展出来，陈广生还分别在绿胶合板上书写了说明词。一切准备停当，便请了两个小学的同学们来参观。这个展览一下子轰动了，学校、工厂纷纷组织人来参观，应接不暇。共青团抚顺市委领导看了以后立即建议把展览搬到市里，增加图片，在更宽敞的环境里展出，让更多的人从雷锋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紧接着，沈阳市也复制了一套在市文化宫展出。北京军事博物馆也来了人，提出雷锋是军人，他的全部遗物原件要由军事博物馆收藏，遂全部展品搬到北京展出，照原样复制了一套留给了抚顺。

　　送葬的路上，陈广生看到，抚顺市男女老幼，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街头，含泪送雷锋。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使陈广生彻夜难眠：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卓越的功勋，为何受到如此的爱戴？陈广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雷锋事迹写好，让全国甚至普天下的人都知道雷锋，学习雷锋。

　　陈广生沉痛地回忆说：“一个战士，在区政府的礼堂里开追悼大会，军区有花圈，市里有花圈，市里领导干部还要出席，人装不下呀，没请那么多人，院子里却满了，临时不得不设一个喇叭在树上，但你只能管院子里头，街上都满了，老百姓自己扎白花。万人空巷。”

　　几经修改，陈广生终于完成了5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并很快连载在《抚顺日报》上，又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上。

　　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这时，陈广生深深意识到，他还应为弘扬雷锋精神做些什么。为此，陈广生从1964年秋到1996年春，先后11次赴湖南，并多次到鞍山、营口、抚顺等地搞调查，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之久，细致地采访了雷锋的老师、同学、亲戚、邻居30多人，掌握了有关雷锋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充实完善雷锋的事迹，展示雷锋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写出《雷锋的故事》和《雷锋轶事》两本书，得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沈阳军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表彰和奖励。陈广生没有就此满足，也没有就此打住，他一直不停地写，通讯、散文、报告文学、评论，不管什么形式，什么体裁，只要能宣传、赞美、歌颂雷锋，他就写。转眼到了2002年，人们原以为年逾古稀的陈广生该休息休息了，然而他却毅然决定，再把雷锋的事迹编写成电视连续剧。他和著名诗人胡世宗一道，从雷锋16岁写起，洋洋洒洒，一路写下来，一直写到雷锋22岁……经过历时一年的艰苦跋涉、奋战，《雷锋》这部电视连续剧剧本和长篇纪实报告文学诞生了，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成为献给纪念学雷锋40周年的一份厚礼。

　　李健羽和佟希文：把雷锋精神由报纸传播至全国

　　由于雷锋同社会频繁接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他、熟悉他，雷锋的影响已经超出了部队走进地方，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小范围的。雷锋精神要推向全国，就必须依靠媒体等力量。

　　把雷锋精神从报纸上传播开去的，是当年新华社驻沈阳军区的军事记者李健羽和佟希文。

　　雷锋不是宣传出来的，他早在宣传之前就很有名气了。1960年10月，前进报社总编辑嵇炳前把佟希文、李健羽叫去，说是报社收到一篇自然来稿，反映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一个辽阳来的叫雷锋的新战士艰苦朴素的事儿，说辽阳那年发生大水灾，雷锋自己拿出100块钱救援灾区，这个事情很不简单。总编辑说这个事里面可能有点挖头，要他们到部队了解了解。说着，嵇炳前就把稿子递给他们。他们一看，这个新兵入伍还不到10个月，捡牙膏皮，补袜子，给人民公社捐款，好事做了很多。当时他们认为，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党强调奋发图强，雷锋做到这点不简单，也非常可爱。

　　李健羽、佟希文二人很快赶到了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见到王副主任。王副主任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要到辽宁师范大学作忆苦报告，他是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二人十分高兴地想：这不正是一个现场采访的好机会吗?

　　雷锋到大学作报告那一天，李健羽、佟希文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听。雷锋一进来，大家出于礼貌都站起来欢迎。雷锋从中间的道路进去，个子比较矮，所以有些大学生站在凳子上看他，但是他一走到讲台上，一开始发言，就把大家镇住了。一个是雷锋的形象，个儿虽然不高吧，人长得却很英俊潇洒，看来也是一个很敦厚、朴素与沉稳的年轻人。李健羽、佟希文后来回忆说：“开始一句话我们还记得，是这样说的，领导，老师，同学们，我不是来给大家作报告的，我要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当兵的。他这一讲就不一般。”

　　雷锋果然是从怎样当兵开始讲起，将当初报名参军由于不符合条件，就做了一些小动作，比如为了增加体重而加大了饭量，为了凑身高就提起了脚后跟。雷锋不仅讲过去的苦，也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后来说到缠着征兵干部讲自己的苦难家史，引起了全场一片哭声。

　　听到雷锋讲自己的苦难身世，会场上的听众心里难过得受不了。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这时口号突然响起来了：“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一个同学领着喊完，另一个同学又站起来领着喊：“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场面非常激动人心。他俩回忆说：“雷锋讲得很简练很清楚，一下子把自己勾出来了，也把我们心里面装明白了，这个战士果然是不一般的战士。这场报告对我们俩来讲，首先解决了情绪感染问题，都觉得这个战士实在可爱，他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

　　会后，两位记者还和雷锋进行了直接的交谈。他俩发现这个小伙子很注重学习，觉得这个人物很值得一写，就急不可待地跑回报社找到嵇炳前，把初步的感想说了一下。嵇炳前说：“你们准备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典型。”嵇炳前在宣传雷锋这件事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他俩回到新华分社，又向鲁蛮老社长汇报了这件事情，老社长话很简单，说：“你们把工作都放下，就抓这个人，抓这个典型。”

　　两天后，两位记者和雷锋一起登上了回抚顺的火车，打算去雷锋的连队了解更多的情况。一路上他们交谈着，但不时被打断，一会儿过来一个少先队员行礼问候雷锋叔叔好，一会儿过来老红军问雷锋哪去了，很多人都熟悉他。后来车长就给记者解释说：“这是你们在跟他谈话，不然的话，雷锋早闲不住了，不是打扫卫生，就是给旅客倒水，再不一到哪个站，他就扶人下车、扶人上车。所以这里的人都熟悉他。”就他们初步印象，雷锋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像亲戚一样，像自己家人一样。

　　正如影片所反映到的，在当时，雷锋的想法与做法并非得到所有战友们的理解。李健羽、佟希文两位记者来到连队进行采访的时候，在不绝于耳的赞誉声中，他们也听到了不同意见：有人说他是为了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还有人说他不遵守条令，比方，他经常帮厨，很体会炊事班的苦累，便找地方他熟识的工人师傅商量，怎么给炊事班搞个电动切莱机，果然工人师傅很帮忙，一起研究，接近成功的时候，赶上礼拜天，过后他请假又去，本应在中午归队，但到晚上点名的时候他才回来，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对这件事，当时有两种意见争得厉害，有人说明明是做好事情却挨批评，另一种人说他有什么特殊，一样得批评。

　　那个时候李健羽、佟希文写东西很小心，他们有意识地让持有两种意见的同志坐到一起交谈，接受采访。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了半天，一开始，赞同雷锋的人就占多数，通过交谈，原来对雷锋有些看法的同志也逐渐转变了观点。团政委韩万金是个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对雷锋看得更透彻，针对各种非议，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有点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大家在一起交换交换就好了。……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可就难了，雷锋做好事，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看见别人有困难就帮，看到国家有困难就上!”韩政委的话，为两位记者打开了脑筋。

　　通讯稿写好后，首先送给嵇炳前总编审阅，后来又转给军区副政委杜平。杜平政委独具慧眼，看完稿件，挥笔把文章标题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几个字。

　　1960年11月26日，这篇稿件在《前进报》上登了两个半版。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总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辽宁工人报》和《沈阳日报》。但各报发表的标题都做了修改。《解放军报》1960年12月13日刊登在第二版，题目叫《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题为《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调门最高的是《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

　　在宣传上，《抚顺日报》捷足先登，最先请陈广生给他们撰写雷锋的事迹材料，这就是在《抚顺日报》上连载了24天长达5万字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佟希文、李健羽看到人民群众渴望宣传和学习雷锋的热情，也十分激动地赶紧给总社汇报：雷锋的影响很大啊，希望能继续报道一下。后来，《辽宁日报》记者彭定安和陈广生两人又采写了一篇长篇通讯，题目叫《永生的战士》，署名是“陈广生、波阳”。这篇文章不仅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中国青年报》和《人民工兵》杂志也都相继转载了。这篇报道是在雷锋死后反映雷锋最充分的一篇。

　　《人民日报》也当仁不让，于1963年春节前派了一个编委张超来采写。他一来就叫佟希文、李健羽赶紧拟一篇雷锋的报道。由于这一年多他们在前线，没有对雷锋做追踪采访，手头材料不多，就又派了甄为民与雷润明这两位新华社辽宁分社的记者一同与他们下去采访，在大年三十把通讯赶写出来。很快以《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为题的通讯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还发了大半个版的日记。

　　一两天后，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打电话给佟希文、李健羽等，说刊登雷锋事迹的报纸发出去当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灯下读了这篇稿件，总理亲自给他打来电话。总理说：雷锋是个好战士啊，要估计到这个战士影响很大，需要很好地宣传这个典型。总理还说到，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像在哪里看过，是不是雷锋说的？再比如，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是不是雷锋写的？吴冷西要求佟希文、李健羽根据总理的指示，先把事实核对好。

　　接了这样的指示，佟希文、李健羽等都立刻行动起来。军区让前进报社政工科长董祖修组织人整理雷锋日记。因为要得很急，雷锋日记全拆开了，整理完以后又让印刷厂整理复原。现在这些日记都有存档，《雷锋日记》的原稿至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

　　军区同时还把雷锋的事迹汇报给军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专门指示“要好好宣传”。有了罗秘书长的指示，《解放军报》赶紧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记者陈广生的长篇通讯《伟大的战士》。《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周总理题了词。1963年3月5日，毛主席的题词在全国各报发表。有了毛主席的题词，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

　　对此，当年见证历史的佟希文、李健羽回忆说：“现在看来，雷锋的宣传突破了我军历史上所有英模宣传的格局，这不是哪个人要突破的，是群众的推动，群众要求向雷锋学习。毛主席题词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上下的心愿相当一致，所以，向雷锋学习就能学得起来。”

　　领袖们纷纷为雷锋题词

　　这么一位在全国一下子轰动起来的广大群众认可的雷锋不能不会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周总理也打电话向毛主席推荐了雷锋。毛主席仔细阅读了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在屋子里激动地踱着步子。他高瞻远瞩地意识到：雷锋，一个普通的名字，在人民中如此响亮。既然人民认可他，那他就一定会有益于这个时代。

　　毛泽东曾经深情地对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

　　罗瑞卿回来后就对总政治部的同志说，毛主席这样重视，我们还不抓紧吗？总政宣传部受命起草了关于《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的活动》的通知，总政还编发了《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解放军报》在1963年2月9日发表了题为《像雷锋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社论。在这之前，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光荣称号。罗瑞卿为“雷锋班”命名大会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

　　一贯重视宣传典型的中国青年报社向团中央报告，要求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同志的活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办公室里激动地说：“雷锋太好了！”

　　1963年2月初，学雷锋的春潮已经在辽宁等地涌动，许多报刊报道了雷锋的事迹。当时《中国青年》杂志一位记者在辽宁亲眼目睹了群众自发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便加紧采访，掌握了包括《雷锋日记》在内的大量素材。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一致认为雷锋是个时代的典型。但是怎样宣传呢？显然，杂志要想后来居上，就要更集中一些，更有深度，更有声势。大家经过热烈讨论和研究，决定出一期学雷锋专辑，并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大家又有点犹豫，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会不会题词？最后大家认为，毛主席非常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宣传雷锋不会不支持，便决定试试看。

　　大约在2月中旬，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请求题词的信，派人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过了两天，编辑部便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询问主席有何表示？回答是主席还未有什么表示。又过了两天，再打电话询问，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告诉说，主席已答应题词了。编辑部告诉办公室的同志，杂志在3月1日出版，能否请毛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出版时间需要一周。2月22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主席题词已写好，请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来取。编辑部立即派出了杂志社唯一的华沙轿车，很快就捧回了毛主席的题词。

　　据毛主席当时的秘书林克回忆说，毛主席先让秘书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林克回到办公室，经过一番思索，拟好10余条题词，内容大致有：“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等。2月22日，毛主席将他写好的“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神采飘逸的亲笔题词交给林克说，学习雷锋不是学他哪种先进事迹，也不仅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有了毛主席题词，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又研究，是独家发表，还是与其他新闻单位一同发表。经研究，大家认为：毛主席虽然是为我们题词，但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我们不能一家“垄断”。编辑部向上级作了汇报。最后罗瑞卿指示：定在3月2日，由新华社统一发表，各报同时刊登。后来，因其他宣传的需要，罗瑞卿又指示各报3月5日见报，《中国青年》杂志出版时间不变。

　　于是，1963年3月5日四个版的《解放军报》，在头版上，头条刊登了毛主席的题词，次头条刊登了罗瑞卿的“学习雷锋”的长信，还有关于《中国青年》学雷锋专辑的内容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雷锋生前讲话录音的消息，雷锋事迹展览照片出版的消息；二版整版为通讯《英雄行为和高贵品德的源泉——记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并配发后来歌遍全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图文；三、四版上也是相关的消息和文艺作品。

　　自此，学雷锋由自发转到由宣传机构领导，学雷锋应该怎么学、学什么，都逐渐有了规定和阐释，学雷锋成为全国全民的运动。

　　不少人只知道周总理那脍炙人口的四句话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其实，周总理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早些时候已经写过另一则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3年的春天，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的一座小礼堂里，周总理对姜思毅中将说：“我要给雷锋题词，请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姜思毅当即把总政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精神汇报给总理，供总理参考。总理略加斟酌，写下了现在人们熟悉的那四句话。

　　过后，周总理又找到了当时的《解放军报》副社长胡痴，对他说：“我征求了总政同志的意见，写了几句话。但感到奋不顾身这句和前面的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几句不太对仗，请军报的同志帮我推敲推敲。”胡痴立即打电话给军报值夜班的吕梁副总编辑。吕梁和夜班的同志深为总理这种一丝不苟、不耻下问的精神所感动，立即逐字逐句地斟酌。提出了许多设想，比来比去，大家认为还是总理的题词对雷锋精神概括得比较准确，有点不对仗无伤大雅，便给周总理回了电话。周总理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好吧，就这样，照你们的意见办。”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陈云等当时都为雷锋挥笔题了词。其中，朱德的题词为：“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么多的领导人都为一个普通的士兵题词，不约而同地把他的精神当做一面旗帜举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显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正在心中勾画着一张像建设新政权一样建设精神道德大厦的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