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科学内涵

关于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科学内涵

张锋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立陕甘红军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所创立和坚持的革命精神。

下面，我想着重说一下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科学内涵。

一 南梁精神是井冈山道路具体实践的产物

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西北革命领袖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正义与真理。他们早在192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1927年，谢子长领导了在北方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清涧起义。1928年，刘志丹同谢子长一起领导了有名的渭华起义。这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们一起从事兵运工作，又遭多次失败，直到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和烟商保运武装到南梁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后，他们又重新团聚，一起商议。

经过太白收枪、平罗兵运、三道川事变等几年的曲

折斗争，刘志丹、谢子长共同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总结清涧、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感到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搞武装起义难以成功，在交通便利的农村也难以立身。只有到边远的山区农村去才是出路，都主张在陕甘边山区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毛泽东、朱德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

1931年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和游击队派去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闫红彦来到部队，带来了毛委员、朱总司令带领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的胜利消息，还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小册子。这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

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三嘉原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就是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的革命武装。这支初成立时400多人的革命武装，在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率领下，首战阳坡头，攻占旬邑城，南下关中，回师陇东，转战陕甘，先后歼敌近4000余人，最盛时期发展到千余人，威震西北。随后改编的红二十六军，开创了照金根据地。在南下失败后，又重整旗鼓，重返南梁，创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南梁精神就是在创建红甘红军、创立南梁根据地过程中

诞生形成的。从1931年10月南梁会师开始，到1935年4月南梁政府撤离到洛川下寺湾结束，前后五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产生的南梁精神却是不朽永存的！

二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南梁精神的基石

南梁所在的庆阳地区是一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它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它既属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范围，又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中心之一。史书记载，远古时期，轩辕黄帝就在这一代“迁徙住来，披山开道”。中华民族医学的圣典《黄帝内经》就是庆阳人歧黄与轩辕黄帝论医而整理成书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义渠国所在地。秦灭义渠后，在庆阳设北地郡，并在此修筑了秦长城和秦直道。这里出生了东汉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符（著《潜夫论》），西汉时期的名将傅介子，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傅玄、傅咸父子，明代“前七子”的首领大文学家李梦阳（有《空同集》传世）。断案如神的唐代名相狄仁杰也是由这里的宁州（今庆阳宁县）入朝辅政，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扬天下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任陕西经略副使时就曾在南梁所在的华池县修筑大顺城，筑城守边。

雄浑厚重的黄土地上产生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哺育了这里的人民群众。他们追求正义，谋求社会的公平与合理。

历史上的庆阳“北控羌胡，南辖关陕”，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当年秦始皇沿秦直道巡视天下，汉武帝率大军沿直道出巡北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先取得陇东后夺取长安的。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曾转战陇东。长期的战争环境，培育了庆阳人民习兵尚武的斗争精神和勇于反抗的意识，威武不屈，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深深扎根于这古老的黄土地。

在这块中华文明肥沃的黄土地上，南梁精神的创始人、开拓者刘志丹、谢长子又都出身于耕读之家，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自小就在他们的心里扎了根，他们本人都是志存高远、品德高尚的民族精英。

如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是请同治年间的廪生_①。在旧军队当过几天文书，耻于旧军队的腐败，弃武从文，是有名的教书先生。父亲刘培基是秀才，也是个识字知礼之人。志丹从小就跟着爷爷，边念书边干活，把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做人要“修身为本”，要“重义轻利，舍生取义”，要“慎独”、“去私心，行公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受这些传统优秀文化的浸润，刘志丹从小就富于正义感。他看

到“长城内外破碎”，立志要“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改造不合理的黑暗社会，“救我中华万万年”。他“忠心耿耿，坚韧不拨，作风民主”。毛主席称他

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总理赞誉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他是一位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优秀共产党人。

刘志丹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和共产党人的崇尚品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位“胸怀大局，具有崇尚品德的领袖人物”本身就为南梁精神的形成铸造了一块历史的丰碑，树立了一面鲜亮的红旗。在这面红旗的指引下，陕甘根据地在“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的情况下，成为“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因此，我们说南梁精神的基石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南梁精神是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 南梁精神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从实际出发的产物

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断的子午岭山区。这里山大林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进可以通关中，退可以守梢山；远

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在陕甘两省的四县交界处，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的“四不管”地区。1928年初，清涧起义失败后，谢子长他们剩下的29人，就是在这里收起义旗的。1930年夏秋，刘志丹就在这一带开展活动。不论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来说，还是从群众基础和政治条件来讲，都是一个理想的革命发展地区。

1931年10月，南梁会师后，谢子长和刘志丹就打算在这里立住脚，搞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但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却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明确指示游击队要南下关中。谢、刘只好执行党的纪律，服从省委决定，带领游击队离开南梁这块理想的根据地。直到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杜衡还是错误地认定谢子长、刘志丹、闫红彦、杨重远4位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路线”，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对“谢、闫、刘、杨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结果，杜衡这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除了谢子长、刘志丹对陕甘红军的正确领导，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失败几乎全军覆没。杜衡这个满口革命教条，自我标榜“以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无产阶级的至诚”革命家，被捕成了可耻的叛徒。

此后，以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为领导的陕甘

边党政军领导脱离了陕西省委的脱离实际的“左”倾领导，先后召开了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子会议，实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按照刘志丹提出的“红、白、灰三色论_①”，发展革命武装，创造“三窟论_②”重振旗鼓，重建红二十六军，重返南梁，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2月25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5月28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健全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

以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为代表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在远离党中央，以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比如刘志丹常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们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地。同时，他们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打击反动派，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这些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形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根据地迅速扩大到3万多平方公里的10余县。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实际出发，很快颁发实行了《十大政策》等一系列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法令，使南梁地区成为黑暗中国中一块明亮的天空。

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创造性地执行的这条从实际出发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1943年10月，被张闻天同志称为“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

这条从实际出发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产生了陕甘红军和南梁苏维埃政府，同时，也产生了与之同生的南梁精神。

四 南梁精神是依靠群众同甘共苦，百折不挠，团结奋战的结果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红军的精神支柱，人民群众是他们的力量源泉。“得人心者得天下”，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胜利之本。红军陕甘游击队一成立，就把“为劳苦大众打江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口号。他们每到一地，都把宣传和组织群众作为自己的任务，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伸冤解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

1933年6月，杜衡不听刘志丹等同志的意见，强令红26军当时仅有的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遭受失败。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西耀县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习仲勋和泰舞山主持会议。新成立的红四团与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决定把当时仅有的三支部队统一起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王泰吉担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1933年11月3日到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会水县蒿咀铺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

1933年11月8日，红26军42师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成立，进军南梁。同时，派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到平定川一带组建地方游击队和第二路游击队指挥部。习仲勋、张策以红军后方特派员身份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他们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作宣传，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村村开会，逢人演讲。……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张策：《陕甘边南梁苏区的开辟》）还相继成立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和南梁、小河子村等5个赤卫大队，1000余人。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之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先后解放了边区10余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同志，少年早成。1926年5月，13岁在县立诚中学高中读书时就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4月，15岁时转为共产党员。1932年3月，19岁的习仲勋在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起，20岁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守后，习仲勋又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即人们习惯称为南梁政府）成立后，在习仲勋主席（年仅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娃娃主席”）的署理下，治理得很有章法。（前不久，我访问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她说：爷爷之前一直担心父亲闹革命能不能搞好。她和爷爷一块到南梁后，看了几天，她爷爷也很佩服地说：“还真有些道道！”）很快就制定颁布了《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土匪的政策、对地方民团的政策、肃反政策、社会政策、俘虏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规定。当时，担任军委主席的刘志丹对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为此，南梁政府一成立，就在“暂行条令十八条”中规定：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正是有这样严明的法令和廉洁的政风，南梁政府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南梁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集市贸易繁荣。边区政府发行的布币一元能兑一块银元。             

南梁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穷苦农民投奔南梁，敌占区的有志青年投奔南梁。南梁地区的人口由以前的290多户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到处是投奔南梁当红军，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情景。红军队伍迅速发展，由42师成立时的2个团500多人，迅速发展到5个团，连同地方游击队共发展到5000余人。

南梁政府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政策维护人民的利益。党和军队、政府的命运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不分。因此，当敌人进攻边区根据地时，军民团结一致，以死相拼。

1934年5月，敌仇良民团进犯南梁，烧杀掠抢，捕捉苏维埃乡村干部、共产党员30多人，将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但无一个向敌人屈服，说出红军和政府人员的去向，暴露政府埋藏的粮食、物资。敌人在这深山老林里，既找不到红军，又找不到粮食，还时时会遭到红军、游击队的袭击，难以立身，只好烧杀掠抢一番，离开这“红军窝子”。

1935年1月15日，敌马鸿宾部骑兵35师兵分两路进攻南梁根据地。习仲勋带领根据地军民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和打击敌人。直到4月14日，敌人才占领南梁。

4月16日，习仲勋带领转移中的南梁政府机关被敌包围在白沙川张家岭，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右腿被打断，仍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被敌残酷杀害。红军战士王殿斌冲出重围后，不见习仲勋同志，又二次冲入包围圈，解救出了被围困的习仲勋同志。

就这样，根据地的群众，都把红军当成自己的亲人，送消息，传情报，送粮食，救伤员。而敌人到那里却是墨天黑地，昏头转向，到处遭受游击队的袭击。军民团结一家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连山西军阀闫锡山也惊呼：“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此23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这篇刊登在1935年7月23日天津出版《大公报》上的闫锡山的讲话给历经千辛万苦长征到达哈达铺的党中央和红军送来了天大的喜讯：陕甘不但有红军，而且力量还不小！

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负总责的张闻天欣喜若狂，据此急书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发表在1935年9月28日在甘肃榜罗镇出版的《前进报》_①第三期上。据考证，这篇文章写于红军到达哈达铺的9月20日到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期间。这篇读书笔记类的文章，主要摘引了《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有关陕甘红军的消息报道、讲话、社论，并作出分析：“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善遍地发展着。”文章最后作出结论：“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结尾。

1935年9月27日晚上，在榜罗镇小学，中共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位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而在半月前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仅仅提出了北上的方针，还提出：“在苏联边界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_①根据地具体建在哪里，还是个未知数。陕甘根据地的最大历史功绩就是给走投无路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可靠的落脚地。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研讨南梁精神的历史意义所在。

从以上四个方面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的论述中，我们是否可以把南梁精神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三句话：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同甘共苦；百折不挠，团结奋战，为劳苦大众打江山。

“从实际出发，为劳苦大众打江山”是南梁精神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目标，也是其灵魂和核心；“依靠群众同甘共苦”是南梁精神的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也是其基石；“百折不挠，团结奋战”是南梁精神的根本。南梁精神就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和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在陇东高原的结合，是华夏文明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崇高品德的凝聚，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优秀品质、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

南梁精神是西北共产党人和红军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及文化资源。

我觉得，现在我们提倡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真正做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最近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6个字。

具体是否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从实际出发作为办任何事情的出发点。要按实际情况决定政策和办法。

第二、要把为老百姓谋利益作为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多做为人民有益的事。

第三、要反腐倡廉。经得住恶风邪气的考验，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清正廉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首先，各级领导应该带头从自己做起。这是弘扬南梁精神的关键。要像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那样。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要从南梁精神汲取营养，学会怎样做人做事。这样，南梁精神之花就会开遍陇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