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中符老师为赵老师的人文关怀点赞，这里我为符老师的专业敏感点赞。当“信任”看似解决了郑大同的挪用“班级公款”问题时，当郑大同对赵老师充满崇拜时，我们依稀可见班主任的个人魅力，但班级缺少了应有的秩序与规则，还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郑大同”的质疑就显得振聋发聩。 案例中班主任赵老师的做法确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其中隐藏的深层问题是什么？郑大同作为生活委员，掌管班级“财政大权”，擅自挪用“班级公款”为自己购买车模，暴露了班级管理规章制度上的漏洞——缺乏监管，这是典型的“人治”管理。 所谓班级管理中的“人治”，就是班主任凭借个人权威约束班级成员的言行，建立班级生活的基本秩序。班级作为公共生活空间应该具有共同的愿景、共同协商产生的规章制度。同时，班级是班主任成就学生的载体，不是个人权威的表现之地。作为班级管理的手段，“人治”最大的问题就是班主任的个人意志可以裁定班级事务，这样的班级建设谈不上对学生社会化能力的培养。 我们先来看看，班级管理中“人治”现象的表现和后果。 首先，班主任成为班级问题解决的主宰。本案例中，班主任将信任进行到底，用关怀、尊重及相信感召了犯错误的郑大同，只认为他私下使用了班费，并在其承认错误后继续任用他担任班干部。如此，班主任置班级学生权利于何地？班级是学生的，班级公共费用涉及所有学生的权益，班主任以人文情怀感召学生固然体现崇高的师德，但其影响却有二：一是郑大同基于感恩而反省，没有意识问题的根源，德行没有发展；二是班级学生没有解决公共问题的意识，更无从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传统班级管理中，班主任个人意志为上，便于高效、快速处理班级问题，但核心还是没有意识到班级是学生社会化发展的渠道，也没有认识到班级是培养学生生活能力的场域。因此，“班级没有问题”也就成为班级建设的最终目的，这是我们要正视的命题。 其次，班级没有制度或制度不够健全。这也是与班主任“人治”管理相一致的。案例中，郑大同能随意使用班费，且如果不是家长发现其反常，他的行为还不会被发觉。作为生活委员，郑大同在管理班级费用时，班级并没有建立相应的财务制度，诸如“钱账分离”，班级经费使用决议记录以及相应的监管和考核，使得班级中掌有一定管理权的学生行为呈现一定的个人意志。如此，不仅导致个体为了私欲犯下错误，还极有可能催生班级的特权阶层，甚至让学生产生“敬畏权力”而藐视制度的后果，我们也就找到了种种贪腐问题的根源。班级作为组织系统，没有制度或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人治”。 再次，班主任过于迷信“以德治班”。直至今天，教师的师德建设仍是教师发展重中之重。这也导致班主任在班级建设上的“移植”，认为自己可以以德感召学生，达到言传身教的效果。我们并不否认“德治”的价值，但就班级这一组织而言，“亲其师”只是“信其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从案例中我们看到，郑大同作为生活委员，不管是否经过民主选举，其受到班主任的信任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但依然在诱惑面前犯下错误，是不是让我们不禁思考品德与诱惑的关系问题？巨大的利益面前，可以让身居高位者以身涉险，更何况是没有约束的班级干部？所以一定程度上，“以德治班”的实质还是“人治”，还是班主任意志得以贯彻的表现。 案例看似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但班主任却忽视了其中隐含的深层命题——班级管理依靠什么。赵老师的经验可读，而可复制的却只有一个“信任”的词语而已。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郑大同”们的问题，班主任需要从“人治”的班级管理走向“法治”的班级建设。何为班级建设的“法治”，其究竟可以给班级建设带来什么影响和价值呢？ 所谓班级建设中的“法治”，简单说就是用班级制度衡量、评价学生行为并形成监督、纠正的教育性功用。制度是底线要求，班级成员在其要求范围内做事。与“人治”最大的不同，在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认可“合法性”的制度或规则的权威和作用，使得班级问题不因人、因事、因境的不同而轻易改变。 因此，基于现代班级建设的“法治”应该具备以下几点： 其一，班主任依法治班。法，规也。班主任要有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意识，使班级建设有法可依。案例中，班级在财务使用上，无论是钱的管理还是使用都不具有法理性，如同前面所言，钱账分离，费用使用需要两人以上的签字证明，以及费用使用的班级会议的讨论和决议。不仅如此，学生违规使用班级费用也就没有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惩治制度，最终使得一个很好的权责问题变成了师生信任的感性问题，处置随意化且不够公开透明。这里要注意的是“依法治班”与“以法治班”的区别问题。“依法”是把“法”作为“人”管理行为的范围和尺度，“法”处于支配地位；“以法”是把“法”作为一种工具，“人”处于支配地位。我们希望的是“人”要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法”的范围和尺度之内，这样才是让个体的私欲受到限制的条件，更是让所有人得到公正对待的保障。 其二，班级具有相对完备的制度。有人曾历数优秀班主任班级管理中的制度，少则几十条，多则几百条。内容涵盖班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班级制度的产生决议制度，还包括制度的具体细则，更有保障制度实施的监督评价制度，可以说，班级成员的行为得到全面的监督和最大的保障。就案例而言，班级不仅财务制度不够健全，班级岗位制度也存在问题，诸如生活委员行为职责没有班干部考核制度、问责制度，班主任在郑大同发生随意使用班费的行为后，还依然自主决定其继续担任该职，又暴露出班级干部选举制度的缺漏。完备的制度是管理有效性的保障，可以极大促进学生班级事务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得他们学会用协商共识的制度促进自身德行的发展。 其三，班级制度具有相对的合法性。首先就是制度产生的民主性，即制度需要班级成员协商讨论产生，并获得所有成员的认可和共识。我们看到有的班级即便有班规，也形同虚设或是学生一再违反，很大原因是并没有获得学生认同。规则制度经过学生讨论协商，也是学生对规则不断认同和接受的过程，也就能在执行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效力。其次是制度内容的合理性。班级建设中，基于学生现实制定具有约束学生行为的制度，才能够让学生愿意接受。比如，制度规则的具体、明确，可量化，便于执行，不空泛模糊，同时考虑到班级具体场景的特点以及制度的发展性问题，进行适时改进和完善。再次是制度执行的公正性问题。班级有制度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也不少。制度的约束作用，很多时候体现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是不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是不是制度执行的程序一致，也是班级制度得以良性实施的重要保证。 从“人治”走向“法治”是班主任专业化的体现，也是我们突破自身认知局限的表现。当然，从“育人”的终级目标看，现代班级管理的最高境界并非“依法治班”，而是“文化治班”，只有当规章制度转变为班级群体认同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追求时，我们才抵达了班级管理的最高境界。 （蒋凌雪，上海市中国中学高级教师、班主任。上海市优秀班主任，徐汇区十佳班主任，徐汇区高中优秀班主任工作坊主持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