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教育困局，李希贵选择不断“突围”

面对教育困局，李希贵选择不断“突围”。
李谧欧 摄

　　采写/本报记者 徐蓓

采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是因为崔永元先生的推荐：“这所学校非常特别，甚至有点奇怪。”

这的确是一所“奇怪”的学校：没有班级，没有班主任，学生们每天根据兴趣在不同教室“走班上课”；校园里有学生自己开办的“银行”、广告公司、基金会，还有学生设立的奖学金……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走进学校，你会发现这里的学生阳光、自信、快乐，而且高考成绩也名列北京市前茅。

当很多人面对教育困局束手无策时，李希贵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不断“突围”：“让学生拥有自己的选择权，相信他们会因选择而生发责任，进而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栋梁之才。”这是他的突围路径，也是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招好棋。

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

解放周末：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长久以来让人关注又时感困惑的问题，好像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路径，不知从哪里突围。有人说，在你们学校看见了教育本质上的改变。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给学生提供的课程太单一，不同能力、不同兴趣的学生都只能学同样的内容。课堂上大量的重复练习、机械训练，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学校完全处于被管制的状态，缺少生长的空间。

我们的突破是从选择开始的。好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了选择，才迎刃而解。商场里的东西，不用粮票布票，你拿着钱就可以买，就很自由；有了自助餐，吃饭喜欢吃什么就取什么，自在了很多。具有选择权，是让学生自由呼吸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取消了班级，也不设班主任，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自己选择的、独一无二的课程表，他们每天背个书包从这间教室走到另一间教室去上课，就是我们所说的“走班上课”。

崔永元：班主任相当于“县长”和“乡长”，掌握着班里每个学生的“控制大权”。您把人家的权力都取消了，对老师们的冲击大吧？

李希贵：如果你们前年来，会发现很多老师非常纠结，甚至苦闷，很多人都哭过。为什么呢？他们感觉失控了啊。以前走进教室，40多个学生坐在那里，老师们觉得心里很踏实。现在你去看，学生都不在。上语文课的在语文教室，上数学的在数学教室，原来一个班的学生现在分散在好多个教室里。

还有，没有班级了，老师也就没有原来那么大的权力。过去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要先想想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有依据，因为要是没有，学生就不一定听你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真理。

解放周末：这种改变的冲击非常大。

李希贵：过程也非常痛苦！过去老师只管自己备课，我用的参考书你们学生都没有看过，课堂上一讲都是新的，学生觉得老师讲得好，有学问。现在参考书全部公开放在教室里，都放在书架上，有些书老师还没看完呢，学生已经看完了，老师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来教学生是行不通的。电脑都在教室里，有时候讲着讲着学生上电脑一查，说：老师，你刚才讲错了。这种挑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但就算再痛苦，也不能再倒退回去，只能往前走。那时真觉得是在深水区里呛水，不知道能不能游出去。

解放周末：最终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了？

李希贵：因为这种改革的成效一点点显露出来了。有了选择后你会发现，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既然他们自己选择了，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负责，慢慢地，他们也会对别人负责，甚至对学校、对社会负责。这个变化可能一下子看不见，但它确实一点点在那里慢慢发生了，这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

崔永元：把选择权给了学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平等。这让我想起李校长您在书里说过，教育就是从平等开始的，您写了自己做错事向学生道歉的故事。我看了这个事，当时觉得不道歉也行，因为您是班主任，权威嘛。您为什么这么在乎平等？

李希贵：平等了之后，孩子们才变得真实起来。在老师面前不再需要伪装，全部坦露出来。当然，他一不装，你就“麻烦”了，因为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过去你看到的很多可能都是假象，学生表面上都很乖、很听话，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现在他让你天天看到他真实的样子，有的学生散漫，有的学生浮躁，有的男女生之间交往过密，他们都不回避老师。有的还主动和老师商量：“我们俩互相有了好感，有点影响学习，你看应该怎么办？”老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过去没人这么问过他。类似的新问题很多，老师只能回去重新“备课”。

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来到了，这时候需要智慧的教育。过去学生出了什么问题，班主任更多地是用行政权力批评学生，或者打电话告诉家长，可是学生心里并不服。那是假教育。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因为学生上课时不守纪律，就采用了比较粗暴的方法训斥学生。结果课后老师花了1个小时和学生谈话，也没有把学生说服。陆陆续续谈了半年时间，终于有一个下午谈明白了，老师和学生互相道歉。这个教育的过程虽然漫长，却有长期的效益，你这回把学生教育好了，他就是真的好了。

解放周末：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教育改革就是取消了班级、没有了班主任；但实际上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

李希贵：对。我们在开始设计走班制的时候，当时想得多的是，没有了班级，怎么加强德育工作，怎么加强控制力，怕乱了。但没想到，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每个老师都是班主任，人人都真正关注教育了。以前你教数学，讲好数学就好了，学生思想工作让班主任去做，现在不一样了，学生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老师们真正从学科教学走向了学科教育。

我们的老师现在真的很累；但他们心里很充实、很兴奋，他们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干教育事业，他们不再有职业倦怠感，因为每天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学生们不断给老师提出新挑战、新课题，重新点燃了老师们的教育激情。

“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

崔永元：我每次来到这个学校，都觉得李校长在学校里好像没什么权。有一回学校举行成人礼，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说好给校长3分钟时间发言，校长嫌时间短，就跟学生讨价还价，结果也只得到了5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希贵：因为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给学生们选择权，不仅是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社团，而且让他们自己管理学校。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机会榜”，就是把学校日常管理的一些工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给学生去做，比如体育器械招投标、食堂饭菜质量测评、图书购买年度计划等等。这些工作一旦放手让学生去做，常常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欣喜的创造性方案。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这场教育改革给您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李希贵：是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渐渐有了独立人格、独立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被激发出来。以前，老师总是觉得，学生只要不在眼皮底下，就是去做坏事了；老师看不到学生，心里就不踏实。而现在的事实证明，不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学生通过自主实践、自主学习，不仅实践能力增强了，而且充满了创造力，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银行”、学生影院、网店、模拟国际组织等，都是学生自己创办的。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一次我问学生 “银行”的行长：“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十一学校里有家“乐仁咖啡厅”，董事长是一名女生，她用咖啡厅的盈利设了一个“乐仁奖学金”，奖励从事公益活动的同学。在每年的颁奖典礼上，我颁的是“校长奖学金”，她颁的是“乐仁奖学金”。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们从为自己负责开始，逐渐建立起为家庭、为学校、为社会负责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

解放周末：现在让很多老师、家长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给学生减负。你们这样让学生额外做了很多事，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李希贵：我认为减负的概念需要重新考量。对于什么是负担，要重新认识。如果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特别有益的东西，他又喜欢去做，那不能叫负担。有一个喜欢影视技术的学生，晚上在家剪辑片子，干到凌晨2点钟，星期六一天没出过房间。他自己愿意啊，你能说是负担吗？在十一学校，重复练习、机械训练，被大大削减，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减掉；但学生喜欢干的事，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解放周末：十一学校的这些改革和变化，让很多人觉得赞叹；但也有人觉得这种改革像是个天方夜谭，没法复制。您觉得呢？

李希贵：很多同行也来问我，这场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一个深切感受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首先觉得不能改，那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改变自然发生。如果我们认定必须改，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条件不同的学校，实施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但你要是好好根据学生的天性来设计改革的话，一定会比原来的效果好。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观念和内心的改变。

解放周末：需要什么样的观念？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一样的 “好学生”，让所有的孩子都走在同一条通往所谓的成功的大道上。但实际上，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发现每棵树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就成为我们的新挑战。发现那棵树，就要为他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唤醒、自我发现，从而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只有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入手设计“突围”路径，这场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

■ 崔永元

我对教育是极感兴趣的，又觉得教育特别没意思。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经常“欺负”我的，不是有很大权力的人，而是停车场管理员等最普通的老百姓。每当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我心里会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干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公平的待遇。我的心里很不平衡，就在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始终得不到尊重，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尊重别人。这个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想通以后，很多事我都想通了。比如大学生投毒，比如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做了高级领导，照样干坏事，这些都是教育生态出了问题。

我对学校教育不太感兴趣，因为觉得学校教育说得再热闹也没用，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好的大学，一切都免谈，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种现实。但是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一直在想，在寻求答案。

我曾参加过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全球五大博物馆高峰论坛，俄罗斯冬宫、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一起来演讲和讨论。那天我是场外主持人，有一个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问卢浮宫的负责人：“每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特别多，你们怎么看待如潮水一般的游客？”这位负责人的回答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你们觉得人很多；但我们觉得人不多。因为有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宗教原因，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辈子也来不了卢浮宫，所以我们卢浮宫设有一个基金，专门用于让这些人来看卢浮宫。”我听完这段话，脑子有点发闷。如果只从博物馆经营的角度去看，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再回过头来说北京十一学校。我觉得李希贵校长就有点像那位卢浮宫的负责人。他想的问题不是那些普通的事，而是另一个层面上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都很“奇怪”。

第一件事，我去学校见李校长，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被学生占着。学生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所以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谈事。

第二件事，他陪我到学校各处看看。有一次我们到一间教室，一开门，那里有两个孩子在自习，李校长马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又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位校长这样。

第三件事，那天我拿出一支烟在学校里抽，忽然听到有个学生说：“谁在抽烟？”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崔永元老师在抽烟”；但那个声音毫不迟疑，接着说：“把烟掐了！”我赶紧把烟掐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我总是在想：在我上学的过程中，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会怎么办？我一定跑着去给拿烟灰缸了。

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十一学校狂欢节。应孩子们要求，我打扮成了一条蛇，校长则扮成了《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校长的模样。我们在后台，听到外面的孩子们在不断欢呼。当喊到我和校长的名字时，我们跑出去，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台，校长是倒数第一个。我很自信，我想当我和校长上台时，孩子们的欢呼声一定会更大。结果轮到我出去时，台下的雪球铺天盖地地砸过来。而我很快发现，更多的雪球是给校长准备的。我知道，谁被雪球砸得多，谁就更受学生的爱戴。

就在那一瞬间，我真想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上这样的学校，没赶上这么好的教育氛围。但是有多少做教育的人想过这件事？有多少人从孩子们的角度想过他们真的爱学校吗？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

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这就是我今天隆重推荐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